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重庆，雾气沉在嘉陵江面北京股票配资公司，红炉厂半山坡那间灰瓦平房里，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。沈醉走进屋，草帽沾着细雨，他是奉命来探视这位特殊囚徒的。寒暄两句后，他压低声音抛出疑问：出狱在即，准备先干什么？
叶挺抬头，目光像刀一样利，说得简短却坚决：“先向党请求恢复党籍。”屋里灯火跳动，沈醉愣住，手指停在帽檐；当晚汇报上去，戴笠听完，嘴张了又合，半天没挤出话，军统走廊里一片沉默。
这话为什么令人发怔？先看叶挺的履历。北伐时他率独立团打下汀泗桥；南昌城头，敌机轰炸，他仍握枪指挥；广州起义失败后冒充盲人逃到香港，低潮中仍想着民族大义。这样的硬骨头，如果说被监牢磨平，才真是新闻。
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，他辗转莫斯科、柏林、维也纳，又落脚巴黎，靠打零工维生。住阁楼、摆地摊，日子窘迫，却天天在图书馆查国内局势。朋友劝他投靠国民党，好混口饭，他摇头：枪口对外才是正道。
回国后，中原局势紧张。蒋介石、陈济棠接连递上请柬，官衔听着眼花。叶挺回绝得干脆——只谈抗日，不谈剿共。“抗日不力，官越大越羞愧。”他在澳门给亲友写信时这样讽刺。
新四军成立，叶挺任军长，前线防线南移。皖南事变爆发，他冒雨突围八昼夜，最终在谭家桥被扣。蒋介石原以为手到擒来，一句降书就能让叶挺交出部队番号。谁知叶挺在营房里写下八个字：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。
关押期间，顾祝同、上官云相轮番做工作。酒宴摆了又撤，叶挺听完劝降，端起茶杯砸在桌上。他只说一句：“要砍脑袋就砍。”话不多，却把对方的算盘全掀翻。
蒋介石换了招，先软后硬。桂林山洞里，他被隔绝五个月，连阅读材料都只有旧报纸。叶挺干脆把羊拴在洞口，喝羊奶补身；夜里借着油灯抄《孟子》，靠经典稳住心神。囚禁人易，困住信念难。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。重庆坐不住了，国共要谈判，毛泽东在机场提出：政治犯得放人。蒋介石舍不得叶挺这张牌，拖拖拉拉。沈醉再度出面探口风，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有人疑惑，为何不是跑路、不是团圆，而是恢复党籍？叶挺进狱前脱党已十载，但他在墙上刻的自勉句一直提醒自己：军人可以被俘，不可无旗。党籍正是那面旗。
蒋介石最后一次见他，笑说可以给副司令长官兼兵站总监。叶挺回敬的条件只有两个：释放被俘官兵，准我继续带新四军打鬼子。话说完，蒋脸色阴沉，冰水一样的静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际舆论盯着南京。释放令终获批，叶挺走出牢门时仍留着狱中蓄的长发。他没回家，而是直接托友人往延安发电，说明自己请求组织审查。第二天，他剪去长发，换上旧军装，准备北上。
国民党那边风声走得快。戴笠得知叶挺首件要事不是报仇也不是享乐，而是回到党内，心里彻底明白：纸、银子、头衔都买不来这类人。军统档案里留下批注：此人难测，勿再费力。
可惜飞机失事终结了叶挺的归队计划。消息传到重庆，沈醉把报纸摊在桌上，想起狱中那句硬邦邦的回答，才体味到什么叫“信念值钱”。
叶挺的故事提醒人们：真正的选择往往在最难处做出。一句“恢复党籍”，比千军万马更有分量；五年囚禁，也没换来一纸降书。历史走笔至此，铁骨铮铮自有读者评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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