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九四六年二月的重庆,雾气沉在嘉陵江面北京股票配资公司,红炉厂半山坡那间灰瓦平房里,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。沈醉走进屋,草帽沾着细雨,他是奉命来探视这位特殊囚徒的。寒暄两句后,他压低声音抛出疑问:出狱在即,准备先干什么?
叶挺抬头,目光像刀一样利,说得简短却坚决:“先向党请求恢复党籍。”屋里灯火跳动,沈醉愣住,手指停在帽檐;当晚汇报上去,戴笠听完,嘴张了又合,半天没挤出话,军统走廊里一片沉默。
这话为什么令人发怔?先看叶挺的履历。北伐时他率独立团打下汀泗桥;南昌城头,敌机轰炸,他仍握枪指挥;广州起义失败后冒充盲人逃到香港,低潮中仍想着民族大义。这样的硬骨头,如果说被监牢磨平,才真是新闻。
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,他辗转莫斯科、柏林、维也纳,又落脚巴黎,靠打零工维生。住阁楼、摆地摊,日子窘迫,却天天在图书馆查国内局势。朋友劝他投靠国民党,好混口饭,他摇头:枪口对外才是正道。
回国后,中原局势紧张。蒋介石、陈济棠接连递上请柬,官衔听着眼花。叶挺回绝得干脆——只谈抗日,不谈剿共。“抗日不力,官越大越羞愧。”他在澳门给亲友写信时这样讽刺。
新四军成立,叶挺任军长,前线防线南移。皖南事变爆发,他冒雨突围八昼夜,最终在谭家桥被扣。蒋介石原以为手到擒来,一句降书就能让叶挺交出部队番号。谁知叶挺在营房里写下八个字: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。
关押期间,顾祝同、上官云相轮番做工作。酒宴摆了又撤,叶挺听完劝降,端起茶杯砸在桌上。他只说一句:“要砍脑袋就砍。”话不多,却把对方的算盘全掀翻。
蒋介石换了招,先软后硬。桂林山洞里,他被隔绝五个月,连阅读材料都只有旧报纸。叶挺干脆把羊拴在洞口,喝羊奶补身;夜里借着油灯抄《孟子》,靠经典稳住心神。囚禁人易,困住信念难。
一九四五年,日本投降。重庆坐不住了,国共要谈判,毛泽东在机场提出:政治犯得放人。蒋介石舍不得叶挺这张牌,拖拖拉拉。沈醉再度出面探口风,才有了开头那一幕。
有人疑惑,为何不是跑路、不是团圆,而是恢复党籍?叶挺进狱前脱党已十载,但他在墙上刻的自勉句一直提醒自己:军人可以被俘,不可无旗。党籍正是那面旗。
蒋介石最后一次见他,笑说可以给副司令长官兼兵站总监。叶挺回敬的条件只有两个:释放被俘官兵,准我继续带新四军打鬼子。话说完,蒋脸色阴沉,冰水一样的静。
抗战胜利后,国际舆论盯着南京。释放令终获批,叶挺走出牢门时仍留着狱中蓄的长发。他没回家,而是直接托友人往延安发电,说明自己请求组织审查。第二天,他剪去长发,换上旧军装,准备北上。
国民党那边风声走得快。戴笠得知叶挺首件要事不是报仇也不是享乐,而是回到党内,心里彻底明白:纸、银子、头衔都买不来这类人。军统档案里留下批注:此人难测,勿再费力。
可惜飞机失事终结了叶挺的归队计划。消息传到重庆,沈醉把报纸摊在桌上,想起狱中那句硬邦邦的回答,才体味到什么叫“信念值钱”。

叶挺的故事提醒人们:真正的选择往往在最难处做出。一句“恢复党籍”,比千军万马更有分量;五年囚禁,也没换来一纸降书。历史走笔至此,铁骨铮铮自有读者评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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